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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慷慨是必要的;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正如居鲁士、恺撒、亚历山大一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慨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雀起。只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因此,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醜名与憎恨两者俱来。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家们早已谲秘地教给君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2]和古代许多其他君主怎样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3]喂养,并且在它的训练下管教成人。这不外乎说,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须知道:怎样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必须知道:如果只具有一种性质而缺乏另一种性质,不论哪一种性质都是不经用的。[8]保罗·维泰利(PaoloVitelli),在对皮萨的战争中任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将领,后因涉有背叛嫌疑被捕,1499年10月在佛罗伦萨处决。欧洲杯国家杯联赛[6]此处见李维著《罗马史》第35卷第48节。原文拉丁文:“Quodautemistidicuntnoninterponendivòsbello,nihilmagisalienuinrebusvestrisest;sinegratia,sinedigmtate,premiumvictoriseritis”(原著与马基雅维里引语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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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证明这一点是毫不费力的,因为现在意大利崩溃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她许多年来依赖雇佣军,虽然他们先前曾经帮助某些人取得进展,并且在彼此之间显得勇猛不过,可是当外敌压境的时候,他们就原形毕露。因此,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拿着粉笔”[1]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而占据意大利。有人说,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罪过,他说的确是真实情况[2],可是这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些罪过,而是我已经论述的那些罪过。因为那是君主们的罪过,所以他们也受到了惩罚。为着回答这类反对意见,我想讨论一下某些皇帝的品质,并且证明他们灭亡的原因同我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并无不同之处。同时我想把研究那个时代的行动值得注意的一些事情提出来讨论一下。[5]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Sforza1401—1466),穆奇奥之子,雇佣军队长;在米兰的公爵菲利普的军队中任职。欧洲杯国家杯联赛[26]纳贡的人(Pensionario)或作“臣服的人”解,此指那波利的阿拉冈国王费代里科一世(FedericoⅠ)。

[2]这里“许多人”,在古代,包括以《理想国》著名的柏拉图、以《政治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等人;在中世纪,包括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354—430)、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马基雅维里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在国家论方面,特别是在《李维史论》中,又受亚里士多德影响。[4]菲利波门(Filipomene,即Filopemen,公元前253—183),在同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的战争中,他是阿凯亚同盟的首领;先后战胜斯巴达,打败其暴君纳比斯,最后被俘处死;被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Plutarch)外为“希腊的最后一人”。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如果被征服的国家,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向来习惯于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的话,那么想要保有这种国家有三种办法:其一是,把它们毁灭掉;其二是,亲自前往驻在那里;其三是,允许它们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同时要它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1]。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是由君主建立的,它知道如果不倚靠他的友谊和力量,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于是竭其全力拥护君主。而且如果君主想要保有一个向来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那么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比依靠任何其他方法容易得多。

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但是它们两者都各有缺点,因此,第三种部队[7]不但能够对抗他们,而且确信能够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虽然这后一件事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8],已有了一个证明: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西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潜入德军跟前,在德军长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安然地袭击德军,后者无法招架;假使当时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因此,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兵,它既能击退骑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择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会给一位新君主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要我证明这一点是毫不费力的,因为现在意大利崩溃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她许多年来依赖雇佣军,虽然他们先前曾经帮助某些人取得进展,并且在彼此之间显得勇猛不过,可是当外敌压境的时候,他们就原形毕露。因此,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拿着粉笔”[1]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而占据意大利。有人说,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罪过,他说的确是真实情况[2],可是这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些罪过,而是我已经论述的那些罪过。因为那是君主们的罪过,所以他们也受到了惩罚。法国国王路易是由于威尼斯人的野心而被引入意大利的,因为威尼斯人想通过他的干涉获得半个伦巴第。我不想责难法国国王所采取的这个决策,因为他想在意大利获得一个立足点,而他在那个地方又没有朋友,不但如此,还由于过去国王查理的行动[14]使路易十二世尝尽闭门羹,于是他不得不接受自己能够得到的那些友谊。而且假如他在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没有犯错误的话,他这个意图是会很快地实现的。这位国王(路易十二世)由于占领伦巴第,立即重新获得了查理所早已丧失的威名:热那亚投降了;佛罗伦萨人成了他的朋友;曼托瓦侯爵[15]、费拉拉公爵、本蒂沃利奥[16]、富尔利夫人[17]、法恩扎[18]、佩萨罗[19]、里米尼、卡梅里诺[20]、皮奥姆比诺[21]等地的统治者,还有卢卡人、皮萨人、锡耶纳人,全都逢迎他,要成为他的朋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威尼斯人才能够察觉自己所采取的办法是多么卤莽!他们为了获得伦巴第的两个城镇,却使法国国王变成意大利三分之二的土地的统治者。[7]公元前的二世纪,希腊的埃托利亚人及其他希腊城邦,为了反对与加太基结盟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因此与罗马人结盟,让罗马人进入希腊。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打败菲利普五世对希腊各城邦的野心。

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4]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5]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在法国国王查理侵入意大利[3]以前,这个地区是在教皇、威尼斯人、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人的统治之下的。这些主权者操心不过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外国人武装侵入意大利;另一件是,在他们当中谁都不得夺取比现有的更多的领土。这些主权者最注意教皇和威尼斯人。为了抑制威尼斯人,正如为了保卫费拉拉一样,其他各国必须联合起来[4]。为着遏制教皇,他们就利用罗马的贵族们,使后者分裂成为奥尔西尼和科隆尼斯两派,使彼此之间经常发生龃龉,而且手里拿着武器站在教皇跟前,使得教皇感到软弱、六神无主。虽然有时也可能出现一个象西克斯图斯[5]那样英勇的教皇,可是无论幸运或卓识都不能够使他摆脱这种烦恼。他们的生命短促[6]是一个原因。因为一个教皇在位期间平均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他好不容易才能够把这些党派当中的一派压下去。比如说,一个教皇差不多把科隆尼斯这一派整垮,而另一个教皇继位却与奥尔西尼这一派为敌,他为使科隆尼斯派复兴,而没有时间搞垮奥尔西尼这一派。这就使得教皇的世俗权力在意大利不为人所重视。欧洲杯国家杯联赛法国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组织得最好、统治得最好的王国之一。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看到法国国王的自由与安全赖以维持的优越的制度无数之多。其中主要的一个制度就是“议会”[4]及其权力。因为建立这个王国的人知道权力者[5]的野心和他们的傲慢,认定有必要在他们的嘴上套上制动机来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因为君主知道人民由于惧怕贵族从而怨恨贵族,君主便设法使他们感到安全,但是,他又不想把这种事情作为君主特别照料的事情,于是,为着避免自己由于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非难,同时为了避免由于袒护贵族而受到人民的物议,国王就设立作为第三者的裁判机关[6],这个裁判机关可以弹劾贵族,维护平民,而用不着国王担负责任。对于国王和王国说来,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制度更好、更审慎,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安全的了。由此,我们又可以获得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君主务必把担带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自己掌管。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说:君主因此必须看重贵族,但是不应该因此使自己为人民所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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